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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导演拍纪录片揭黑暴真相 “一国两制”为港带来机遇

2022-11-14 04:23:36大公报 作者:龚学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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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年,暴徒在全港各区大肆破坏,种种违法行径不断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让享誉国际的“东方之珠”蒙上阴影。奥斯卡得奖导演柯文思(Malcolm Clarke)当时正身处香港,与各地媒体记者一样,他带着拍摄团队记录冲突场面。三年后,他把所见所闻剪辑成十集纪录片,名为《香港:被掩盖的真相》。

  柯文思在纪录片中说:“我在街头看到和拍到的,和我在西方媒体上读到的、看到的都很不一样。”由6月9日的示威到11月底“理大围城”,这部纪录片辑录很多关键冲突场面,揭开了这场黑暴的真相。柯文思并分享他对“一国两制”的看法:“‘一国’并不是威胁,更多的是可以探索的各种机遇,因为机遇就是一切。”

  激进势力策动暴乱 造成无数家庭撕裂

  《香港:被掩盖的真相》纪录片正式问世之际,柯文思接受了数家媒体采访。他坦率地表达了个人对于香港动乱的看法,“这次冲突事件被欧洲与北美的媒体简化了。我对于这些报道感到愤怒,因为这是不真实、不准确的报道。这件事比起他们在报道中所描述的更为复杂。”他也知道,纪录片推出后或会引起争议,例如被一些人讨厌,但他仍然希望透过纪录片去补充欧美主流媒体未有报道的一面,让观众有更多思考角度,而非只呈现一方意见。

  为避免出现以偏概全,柯文思采访了香港多方面的人士和媒体人,包括时任行政会议成员兼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被视为“中间派”的前环境局副局长陆恭蕙、前法新社总编辑Eric Wishart、《南华早报》首席新闻编辑Yonden Lhatoo等,希望从不同持份者的角度理解风波成因。

  2018年2月,香港居民陈同佳涉在台湾杀害女友后潜逃回港,因港台之间没有签订刑事司法协助安排和移交逃犯协议,陈无法被移交至台湾受审。为堵住法律漏洞,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

  然而,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盯”上了这个机会,自2019年6月起推动各种激进抗争。在特区政府多次表示修例工作已彻底停止后,他们仍以“反修例”为幌子,变本加厉策动暴力且不断升级,甚至公然鼓吹“港独”,包围和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侮辱国旗、国徽和区徽,挑战国家主权和“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纪录片第一集以“香港人走上街头”揭开序幕,透过很多香港人再熟悉不过的场面,简述2019年的修例风波由示威演变成暴力袭击,“整个城市被恐怖笼罩”,造成无数家庭和朋友之间的撕裂。

  香港主权移交前 英国埋下矛盾伏线

  柯文思在第二集把思考视角拉阔到“深层次矛盾”,从港英统治开始探索矛盾根源,认为其中一大问题在于香港未能妥善处理“殖民心态”。纪录片尖锐地指出,英国可能自认是慈善的领主,但实际上一直对香港采取高压殖民政策,到1967年过后才进行连串所谓民生改革,直至香港主权移交前10年才“突然鼓励香港人当家作主”,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伏线。

  纪录片指出,1997年之后,位处中西交汇的香港,既享有中国庞大发展机遇,又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保障,继续成为各国牟利的前滩。但相对于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香港优势却逐渐下降,香港人的优越感也被不安感取代。但商家和精英并没正视这股民怨,继续以大多数香港人的利益为代价大赚特赚,而不少人却在“贫穷线”附近挣扎。

  前法新社总编辑Eric Wishart慨叹香港的贫富悬殊,“社会有很多不平等,一辆林宝坚尼开过,旁边却是一个收纸皮箱的老太太。”前环境局副局长陆恭蕙则指出,尽管北京多次提醒香港需要解决自身的社会问题,但香港习惯于续走港英成功的路径如自由资本主义、小政府、不干预等,并没正视财富分配问题,而是归咎于北京没有兑现普选承诺,以为有了民主就能改善民生。

  “香港真正积压的问题不是被媒体淡化了,就是被媒体完全忽略了。他们更乐意把一切归咎于中国,也不愿意仔细去研究。”柯文思在第二集结尾指出,香港问题并不特殊,事实上西方民主国家同样面对相同的挑战,陷入民粹之中,而社交媒体的崛起更是加速了“诱惑大家寻找替罪羔羊”。

  操弄者背后长期经营 “无大台完全是一派胡言”

  2019年,部分激进分子骚扰商场、港铁站秩序,甚至暴力冲击香港政府总部、立法会及中联办等重要政治机构。每次暴力示威都显示了不同形式的组织性,却高调声称“无大台”。纪录片揭露,风波看似偶发,实非偶然。追溯历史,可见操弄者及其背后掌控者的长期“经营”。

  资深专栏作家Nury Vittachi引述2014年10月非法“占中”期间BBC一则报道指出,当时“奥斯陆自由论坛”已在港举办活动,选择的地点非常隐秘,是一家四星酒店的地下室,该组织在网页上声称提供平台让人学习如何放大异见力量,利用崭新科技挑战极权及推动改革云云。BBC记者更形容论坛“感觉像一家专教革命的学校”,“这里教你如何成功永久性的推翻政府,你需要有组织性,要精心策划,这里的人员一直有参与组织香港的示威游行,几千人上街游行的计划早在两年前就已经策划好了。”

  “游行示威很快变成极端暴力,是经过精心编排的。这是一种示威策略,有实际的亲身训练,有清晰的分工、物流、协调、指导、调动。”地缘政治风险分析师Phill Hynes提到,世界各地过去30年间的“颜色革命”造就“革命产业经济”,催生不少专门负责培训推翻政权的组织,如BAM帮助建构示威游行,CANVAS革命咨询公司提供培训,埃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也间接从意识形态层面给运动领导层提供各种观念和策略,包括透过把警察妖魔化、非法化、非人化,以破坏政府的重要支柱,从而达到推翻政府的目的。Phill Hynes认为,所谓“无大台”完全是一派胡言,修例风波呈现高度组织性、多层领导架构,负责不同议程。反对修例只是“导火索”,“炸药早就准备好了”。

  “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不得不说实施得很成功。”柯文思说。

  犹如“定海神针” 国安法出台止暴制乱

  修例风波扰攘大半年后,中央及时出手,出台香港国安法,犹如“定海神针”般迅速扭转了局势。纪录片最后一集以“中央正式出手”为主题,点出中央出台国安法是修例风波结束的关键,也是香港进入“一国两制”新形势的转捩点。

  纪录片指出,国安法的落实的确压制了不少极端破坏行为。柯文思说:“尽管每个发达国家都有类似的国安法,香港国安法却受到西方批评,国际媒体宣称‘一国两制’死了、香港完了(The Death of Hong Kong)。”

  Yonden Lhatoo对此说:“我必须指出这都是媒体搞的鬼,不能当成新闻事实。人们现在确实不能站在街头高喊‘独立’,但这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独立’是不可能的,是个很愚蠢的游戏;独立什么?从哪里独立?香港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宝贵门户,对世界而言香港也是通往中国的宝贵门户。”他强调,“港独”对香港、中国、世界都没有好处,只有“一国两制”才是最符合各方利益的共识。他认为,香港国安法的出台,令“支持法律秩序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他们很开心,终于不会再有人破坏道路、放火打人了。”

  Yonden Lhatoo也提醒,诸如房屋供应不足、向上流动停滞等社会深层次矛盾仍未解决,那些曾经上街游行对政府施政表达不满的市民,“只要一有机会,这些不满就会以某种方式冒出来。”

  面对香港社会的撕裂,以及市民对“一国两制”的徬徨,柯文思分享了他的看法:“我在1980年代第一次去中国,当时到处都是贫困;今天出现巨大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教育医疗科技领域进步显著。也许香港人可以更多地去考虑中国提供的所有可能性,‘一国’并不是威胁,更多的是可以探索的各种机遇,因为机遇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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